难上难，天外天

“行行都在卷，处处都作难。”是我两年前的一个判断。当时觉得，困难是结构性的。换句话说，还是有很多蒸蒸日上的亮点。

而眼下的感觉是，“卷”在进一步加剧，困难面进一步扩大。

为什么更难了？如何从困难里走出来？最近不断在思考和调研。从这一篇开始，我会围绕“识难”与“克难”，写一个系列。

一

促使我写这组文章的触发点，是同时了解到三家行业头部企业的情况：

一家创业20多年的软件企业，2024年首次没有制定具体预算目标，只定了一个大致范畴：±5%到±10%。因为他们服务的客户日子比以前难过，都在压降成本；

一家创业30多年的软件龙头，因客户中经营困难的比例上升，今年明显感到，生意难做，回款压力大增；

还有一家制造企业，是行业“双寡头”之一，日子不错，不断降价，逼迫行业“出清”，后续的一众企业则水深火热，普遍开工率严重不足，有的已经停产。

这三家都是行业顶尖，听了他们的话，我感觉就像趟水前行，水越来越深，不少行业大概已到胸口，只剩下头部几家呼吸正常，但也没有以前轻松。

上半年过去，房地产困局仍在延续，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，房地产百强企业销售总额同比下降41.6%。

另一大产业汽车，上半年产销量分别增长4.9%和6.1%，但疲态已显，6月产销量同比分别下降2.1%和2.7%，低于中汽协预期。乘用车的国内销量降幅更大，6月同比下降7.4%，售价更是再下一个台阶。合资品牌的4S店接二连三关门，或者大店改小店，为省成本，店里能少开一盏灯就少开一盏，过去很难想象。

金融、创投行业也在哀叹中。“新三样”，根据业绩预告，光伏行业上市公司绝大部分处在亏损经营状态。

和电商高度关联的快递业，上半年共配送了800亿件快递，同比增长23%，但单票收入继续同比下跌。5月快递业实现业务收入1159.9亿元，同比增长15.6%，单票收入则为7.85元，同比下滑12.2%，环比下滑0.14元。这相当于“做得更多，挣得更少；做得越多，挣得越少”。

中国的产业界，可能处在有市场经济以来最卷的时期，极为惨烈。

有的细分行业只有一两家赚钱，排在后面的企业为了抢生意，纷纷以低于成本报价，甚至远远低于成本报价。比如成本要1000万，给客户的报价却是400万。

我问，为什么要采取这种“割肉式生存”？他们说：“先活下来。拿到单子，就能和客户粘在一起，总有办法在后面挣钱。”不过，是不是将来真能挣到，也属未知。

二

两年前我写过《谁在支撑韧性中国的底座？》，写到广东韶关做餐饮的年轻人阿立。我电话采访他那天，最后一个问题是“每天工作几小时”，他回答：“一天24小时，一年365天。上班在做单，下班也想着怎么做，还要学习。除了吃饭、睡觉，都在工作，连做梦都在想工作的事。”当时瞬间觉得，自己的压力简直算不上压力。

前几天我问阿立，现在经营情况怎么样？

他回答，目前正在经营两家咖啡店、一家小食店，还有三家啫啫煲粤菜店。主食是刚需型的，做得还算有声有色，但是两家咖啡店的业绩已经大不如前了，各大品牌都在打价格战，只能在夹缝生存中。

他说，很多餐饮人都觉得生意不好就是大环境的问题，大环境不好就要降价，降价就是做活动要内卷。环境再差也有好的，环境再好也有差的，团队这几年一直都在不断学习，希望做“环境再差也有好的”餐饮人。很多本地的老字号和老的餐饮人都来和他们交流，说生意明显比前几年差了很多，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去做了，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“内卷+降价+打折”。

这是韶关的情况。在上海，我问了一家这几年做得特别出色的中餐连锁品牌，今年生意同比也下降了超过两位数。亮点是，他们发现上海的退休银发族，比较有钱、有闲，对生活品质有要求，是很好的客户群体。

我问一家在药品、乳品、饮料等细分市场的包装龙头企业的情况。他们看到，乳业压力很大，特别是做婴幼儿奶粉的，老年人奶粉在上量，但很慢；药品相对好一些，虽然进医保的、感冒类的生意不好，但补益类的起来了，比如传统汉方、中药膏方类都起来了。亮点在个别细分赛道，比如有做柠檬汁的，在山姆、Costco、赵一鸣零食店卖得很好，其主要客群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，购买力很强。

以上信息似乎呼应了麦肯锡的《2024中国消费趋势调研报告》，即Z世代年轻人、一线富裕银发族、三线富裕中老年有更积极的消费观；一二线新中产、农村中老年最悲观。

整体上，企业的日子肯定更难了。但也不能说行业就到顶了。比如汽车，按照千人保有量，我国截至2022年底为226辆，还赶不上泰国、墨西哥、巴西、俄罗斯，更不要说和发达国家比（大致在500到800辆的水平）。且过去三年，从卷配置、卷尺寸、卷产品迭代周期到卷价格，车企的能力和消费者获得的价值一直在提高，“不是行业越来越差了，只是日子确实越来越难了”。

车企最关心的是：这种卷法，这种艰难期，还会有多久？

三

现在切换到另一些场景。

2021年，我在上海张江采访过傅利叶智能公司创始人顾捷。他们在做康复机器人，现在已经覆盖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医院和机构。

做康复机器人需要多个工种，如机械设计、电子设计、算法、工业设计、机器人制造，还要开发游戏，让患者在游戏中完成康复活动，这又需要前端、后台、数据库、仿真、算法等。

当时顾捷对我说：“两三百个研发人员如果放到波士顿，成本会高得难以想象。但在中国，成本可控，而且能招到，这些三四十岁充满战斗力的工程师是最大的资源。”

这两年，傅利叶公司又进军通用人形机器人，这也是顾捷20年前就有的梦想。他相信人形机器人相当于通用人工智能的最后一公里，“智慧的大脑+灵活的身体”，将是通用人形机器人的终极形态。

去年在上海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，他们发布了首款全尺寸人形机器人GR-1，并率先实现量产交付。

这一年来，研发团队在仿真环境中训练GR-1，再将训练好的模型迁移到现实世界。仿真环境安全可控且成本低，不仅显著加快了算法迭代速度，也降低了研发成本。

通过远程遥操，采集人类的动作数据，用来训练和改进仿真模型，GR-1得以模仿学习人类运动，完成跳舞、打鼓、放置物品等日常生活动作，还能在户外复杂地形如草地、非平整路面及泥泞斜坡上顺利行走，实现稳定、自主的运动控制表现，为机器人在实际应用中的高效作业打下坚实基础。

顾捷说，未来傅利叶智能要像为自动驾驶公司提供汽车本体一样，为AI公司提供通用人形机器人平台，“到那时，我们就会转变为一家通用机器人公司”。

今年4月8日下午，李强总理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上，顾捷是四位发言的企业家代表之一。

四

2022年，我在上海调研过一家SaaS软件企业黑湖智造。他们成立于2016年，当时他们开发了一款名叫“黑湖小工单”的轻量化的数字化工厂小程序。

其创始人周宇翔说：“中国太大了，很多产业带都在县镇乡村，我们的销售员去那里的工厂，经常是左手一个本，右手一块砖，本是笔记本电脑，砖是用来防止流浪狗袭击的。”

周宇翔最初的创业团队都是海归精英，但他们一开始做出来的软件产品，本土企业根本用不上，所以他们放弃再“闭门造车”写代码，从北京买上高铁票去了宁波、重庆、青岛、苏州的企业，进去就直接和工友们同吃同住，在产线当工人。

｜生产管理、物料管理、绩效工资

在这样的场景中，他们看到工人用智能手机的很多，也看到订单的多样化、个性化正在代替之前的规模化、单一化。订单变化对生产制造的要求更高了，非常柔性，要快速响应，每一个批次的量并不大，但一旦卖成爆品就会迅速返单。

从一个订单切换到另外一个订单，中间是5个小时还是1个小时，决定了你的毛利率和产能利用效率如何。而在传统管理方式下，通过打电话、通过口头沟通订单切换，就可能要停产5个小时。

他们就从这样的痛点出发，围绕着如何让不同的工种、不同的机器设备之间，能快速互通信息、能精准分发任务、让每个人知道自己此时此刻应该干什么出发，做出了第一个产品“小工单”。

今年的夏季达沃斯，李强总理参加并在开幕式上致辞。在座谈会上，周宇翔发言时说，数字化转型，过去全球的精力和资源都聚焦在了大型、标杆型企业，但实际上，大企业的成功案例对中小企业的带动极其有限，可参考性也不强。如果站在供应链协作的视角，大企业数字化做得再好，中小企业低效的作业方式依旧存在，对产业链上下游协作仍然不利，供应链仍旧卡在中小企业的效率上。因此如何低成本、快速地让中小企业迈出数字化的第一步，非常值得世界经济论坛考量。

“黑湖小工单两年时间覆盖了近三万家小工厂，贡献了一个可参考的案例。中小工厂近12个月产能冗余严重，但是我们看到全球新电商、新社交平台（如小红书、TikTok、Shopify）上面诞生了许多新需求，很多涉及到小批量的定制产品，是否可以针对中国中小工厂的冗余产能，做某些新技术加持下的改造升级，比如引入AIGC辅助设计、3D打印等新技术，让冗余的产能与未被满足的个性化需求做好匹配。也许这就叫做新质生产力，也是李强总理在开幕式发言里面提到的‘反向定制’。”周宇翔说。

五

上周我写了《帮一帮400万家中国“沉默工厂”》，是我在马来西亚参加奇瑞汽车的一个活动，偶然认识了海智在线的创始人佘莹，在行程中做了第一次交流，回到国内再去做了详细采访。

她2002年从芜湖一中毕业，就读于合肥工业大学，毕业后在外企打拼，从底薪3000元的基层员工一直做到知名美资工业公司的亚太区CEO。2015年创业，创立了国内首家非标零部件产业互联网平台。这些年，每天早晨6点，她就会出现在健身房，即使出差或疫情封闭期间，也会做各种自重健身训练，从未间断。

2023年12月13日，佘莹在朋友圈分享了一句话：“做很多行业，没有爱都有可能做好，但是制造业不能。”她在记事本上也曾写下：“这一路下来，积累的经验，流过的泪和汗水，受过的委屈和不公，终将成为我最坚硬的外壳，引我走向我的终途。”

她希望用数字化的力量，帮助中国埋头做事的小工厂，不要成为“错过时代列车的人”。她相信，“当下一班时代列车到来时，我们会一起成为席卷世界的新力量”。

2023年7月12日下午，李强总理主持召开平台企业座谈会，佘莹出席并发言。

在我的日常调研中，像上海这三个年轻企业家一样的新力量，新能量，也是经常可见。

顾捷看到的是中国的工程师红利，如果充分利用，就能走在世界的前沿。周宇翔和佘莹本身都很高大上，但切入了中国产业最底层的中小企业、沉默工厂，用数字化对其赋能。

六

现在的企业界，慎者为王，省者为王，剩者为王，伟大是熬出来的，此类说法很多。

怎么办？人人都在想办法。像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家软件企业，今年的应对策略有三招。一是通过线上线下强化对客户的服务，让客户觉得有任何问题立即就能得到帮助；二是出海，在国外复制自己在中国的模式；三是针对竞争对手，推出更强大的碾压式的产品。

当然，也有企业觉得熬不下去了。甚至觉得，接下来是“垃圾时间”。

我自己有一个明显的感觉，当你更多站在阳光里的时候，心里就会敞亮一些。我是在深圳湾创新科技中心的一家酒店写完本文的，当我在园区里看到一张张年轻的脸庞和行色匆匆的脚步，情不自禁就有一种海阔天空、我们必定能走出困难的心情。

我不能轻飘飘地说，现在是黄金时间，但我愿意和大家分享一些阳光心情，哪怕是乌云边上的阳光。

泉果基金的公众号最近发了一篇关于“历史上真有垃圾时间吗？”的文章，文章讲到了美国的大萧条。经济学家罗伯特·戈登说：“大萧条的重创并没有减缓美国发明创造的脚步，如果非说造成了什么影响，那就是创新的节奏加快了。”

专栏作家摩根·豪泽尔持有同样的观点。他认为，推动创新的力量有很多种，而恐惧与焦虑也是其中的一种。这种动力源于一种深刻的压力：“如果搞不定，我的工作就没了。”一个极端的例子是，很多时候军事领域的科技创新往往很高效，这是因为它的底层动力是：“如果搞不定，我可能连命都没了。”

如果没有发生大萧条，20世纪30年代还会有技术飞跃吗？

豪泽尔认为不会，“至少不会达到当时的那种程度。”“没有恐惧的催化剂，科技创新的进程不会如此之快……最重大的变革和最重要的创新，不会发生在和平盛世，而是发生在大变局之中或者大变局之后。因为这时，人们会感到惊慌失措、焦虑不安，如果不尽快行动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”

以大萧条对比当下并不合适。但这种在深刻压力下的变革与创新精神，当下极为需要。

难上加难，是现实。

天外有天，更好的未来，总是会来。